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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保管部主任冯向阳博士带人清理库房的岩石标本时，突然发现了3个神秘的标本箱，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6000年的陶器相对地质博物馆的几亿、几十亿年前的地质标本来说太过年轻。中国地质博物馆立即就此展开了调查，一个中国地质学家和一个瑞典地质学家的往事开始浮出水面，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了这位瑞典学者深刻影响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历史进程的一幕幕……这个偶然发现，揭开了20世纪中国地质科学史上一段尘封的精彩传奇。
    安特生被邀来到中国
    这位瑞典学者的名字叫安特生。当年，正是由于安特生走进了周口店，才最终揭开了“北京人”考古发掘的大幕；也正是因为安特生，震惊世界的“仰韶文化”才被首次发现。
    1874年，约翰・古纳・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纳克省奥利布罗市附近的乡村。长大后，他考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系统学习了地质和古生物学，最终获得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898年，他报名参加了那索斯特北极探险，3年后，他又随同瑞典南极考察团首次远征南极，这次考察结束后，安特生发表了大量科学探险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他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同时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主持召开了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并被选为新一届会长。
    正当安特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14年初春时节，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中国担任矿政顾问。
    当时，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激增，钢铁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北洋政府迫切希望能够聘请西方地质学家到中国工作，加紧寻找关乎国家军备和经济急需的煤矿和铁矿资源。于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想到了他在留学英国时就早有耳闻的一位著名地质学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安特生，并推荐他担任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帮助中国找矿。
    1914年春天，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颁发的聘书，启程前往中国。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和观察中国，安特生选择了一条事先精心设计的路线：他先乘船到印度上岸，再经陆路北上，辗转进入中国的新疆，然后，顺着塔里木河东行，再穿越河西走廊，最后抵达北京。
    采集“龙骨”化石
    1915年初，安特生见到了从西南返回北京的丁文江。安特生和丁文江一见如故，他们都坚信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有太多领域在等待着科学的探寻与开发。
    根据北洋政府和安特生签订的协议，安特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中国煤矿和铁矿资源以及其他的矿产资源上。没多久，他就在北京西北偏北的燕山山脉中发现了铁矿线索。从1916年到1918年，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共同主持下，地质调查所开展了对铁、锰、煤、石灰岩等等冶炼使用的矿产资源的调查。河北的龙烟铁矿勘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袁世凯大总统为此还特意接见了他。
    1916年1月4日，袁世凯批准了农商部给最高政府提出的申请创办地质调查局的奏折。然而，此时已经荣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的安特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中国内地纷乱的时局让他感到忧虑。正当安特生渴望帮助中国找矿的计划逐渐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却恰恰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正是这个机会，使得沉睡在地下数千年的仰韶文化，悄然朝着刚刚成立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走了过来。
    1917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西部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当时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这个传教点的传教士告诉安特生，当地有许多“龙骨”化石，这个信息引起了安特生的浓厚兴趣，他忽然萌生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念头。安特生知道，这些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各种脊椎动物的化石，曾经有人把中国的“龙骨”带回欧洲研究。
    回到北京的安特生十分兴奋，他立刻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丁文江，丁文江也很高兴，安特生的古生物化石采集计划和他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批准了安特生的计划，同时，丁文江提议，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陈列馆也愿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安特生采集的化石标本由中瑞双方平分；他的研究结果必须首先在即将创刊的《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一些送到瑞典的重要化石标本在研究完毕后必须归还中国；同时，这个计划还包括把中国学生送到瑞典进修。安特生对丁文江的这个提议表示赞成。
    发现仰韶村
    1920年，安特生被任命为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年史上的第三位负责人。1920年秋季，安特生再次派他的助手刘长山去河南洛阳一带考察，因为两年前他曾经去过那里，在新安和渑池发现过化石。到了这一年的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除了带回来一批化石标本，还有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
    安特生眼前一亮，问刘长山：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刘长山说：在渑池县。
    安特生追问：渑池县的哪里？
    刘长山回答说：仰韶村。
    就这样，那个叫仰韶村的地方终于走进了安特生的视线，在中国进行史前考古的念头在安特生心中升腾起来。1921年4月，安特生在他的助手刘长山陪同下动身前往河南，4月18日，安特生和刘长山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安特生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由于千百万年风雨沧桑的自然力量，这里的地形被明显切割出许多深浅不一的沟壑。他下到沟底，用地质锤轻轻敲打着流水冲刷过的地层痕迹，忽然间发现了远古的陶片，毫无疑问，这百分之百是人类早期的作品！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
    1921年秋天，安特生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了仰韶村的发现，申请进行发掘，同时他建议，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出面购买土地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发掘仰韶村的遗址。他的这个请求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他申请前往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发掘的计划，倒是顺利获得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通过。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邀请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位助手，在河南当地政府派出的警察护卫下，走进了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他们在这里一共呆了35天。
    安特生在仰韶一共发掘了17个地点，其中包括两条探沟。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器表面和口沿部分都绘有精美的花纹。通过发掘和研究，安特生证明了在这个中原腹地的村庄地下确实存在着史前文化，这向此前所有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
    依据国际考古界的惯例，安特生用首次发现地仰韶村为这个新石器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由于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土了大量彩绘的陶器，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村一夜成名，而中国考古学也由此掀起了划时代的一页。
    仰韶文物的归属与退还
    当安特生带着从仰韶村发掘的文物兴致勃勃回到北京的时候，在这座古老都城里所发生的事情让人喜忧参半。
    让人高兴的是，1922年1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和陈列馆扩建工程如期完工，为此，地质陈列馆举办了地质和古生物标本展出，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间“仰韶文物的陈列室”，展出了安特生不久前刚刚从河南仰韶村发掘的史前文物，一时间引得京城为之轰动。让人忧虑的是，北洋政府因为经费有限，要进行机构裁减，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陈列馆。所幸的是，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科学教育基地，在社会各界的奔走呼吁下，终于保留了下来。
    从1923年5月到1924年7月，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开始了他在中国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他沿着黄河上溯中国西北地区，在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了多次中国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中央政府给各地的省长们写信要求他们对安特生的考察团给予关照，并且安排了10名护送的士兵，还发有写着汉、蒙、藏3种文字的护照。安特生不虚此行，每到一地都有关于仰韶文化新的发现。
    对于他们发掘的仰韶文物归属和保护，安特生颇费思量。1924年12月30日，安特生以书面形式向中国地质调查所名誉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所长提议，他是否可以把中国与瑞典两国都提供了资助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依照几年前古生物化石采集计划的处理方式，先拿到瑞典整理研究约2年，然后再回到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同时，他把自己的计划写信告诉了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六世。
    192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从斯德哥尔摩向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和翁文灏两位所长寄出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如下建议：中瑞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与收藏平分，先全部送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然后将其中的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致函“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按照瑞典提出的协议执行。但中方在协议中提出，安特生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文章，必须首先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1925年7月，安特生将启运仰韶文物的事情安排好以后，乘船返回瑞典。1925年岁末，安特生回到瑞典。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为从中国归来的安特生举行了庆祝活动，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太子在安特生陪同下，参观了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姆监狱库房里的中国文物。
    1926年春天，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兼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教授。从此，安特生由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一变而成为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就在这一年的10月，安特生陪同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访问中国，安特生原本计划陪同王太子前往河南察看仰韶村遗址，但由于当时当地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安特生就特意安排王太子到山西太原附近，参加了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
    1927年初，返回瑞典的安特生开始履行瑞典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陆续退还仰韶文物。在斯德哥尔摩的码头上，安特生看着第一批仰韶时期的文物装上货船，启程前往中国，但他无法知道的是，那些运回中国的仰韶文物将会遭遇怎样的波折。（上）